周其仁教授：企业可如此反“内卷”

本文摘编自：华夏基石e洞察智库撰稿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在第七届世界浙商论坛上的演讲整理，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以下为演讲原文，有删节：

1、要对地缘冲突带来的资源配置变化敏感

我们首先讨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今天所谓预期不稳，大家觉得没有把握，甚至犹豫和动摇，根本上来自于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认知上出现了问题，国际国内发生的事件，很多都超出了我们的经验。那么该怎么认识这个时代？

我1978年才有机会进大学，1982年毕业就听到邓小平同志讲，当时所处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对时代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至今已40年。今后40年、20年会怎么样？现在对今后5年10年20年会是和平还是战争，谁也没把握。

战争或和平，会影响资源的配置，影响各国政策重点的变化，影响主要经济体之间的互动，也会从更广泛的角度对每一个企业经营的环境发生深刻影响。

美国从189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曾经占世界经济一半总量，之后从来没有换过老大的地位，但现在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后起之秀，最显著的就是中国。新的竞争格局一定会引起重大的反应，一个在位的大国和一个追上来的大国，要完全和平相处并不容易。

这一大变局下，浙商能有作为吗？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得到启发。

学者麦迪森有本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他研究全世界各国上千年的经济发展历史，得出一条结论——一旦发生重大地缘冲突，世界的经济中心会转移。

8-13世纪，中国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和华夏农耕文明产生地缘冲突，到元朝达到高峰。这一冲突引发很多战争，也牵动新的经济开发潮流。大量北方力量南下，“衣冠南渡”，开发了长江以南广大的未开发地区。比如福建泉州，成为“宋元时期世界海洋贸易中心”，因为北方人大量南下后，擅长农耕文明的他们到了江南，没有辽阔的土地，被逼着转型升级，被逼着发展工业、造船、航海、贸易，创造了辉煌。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馆就介绍了14世纪之前即西方大航海之前中国辉煌的海洋文明史。当时中国的商船大部分是民营的，曾经开发到马六甲的东南亚圈、印度洋、阿拉伯海，直通亚历山大港到威尼斯，和欧洲经济打成一片。

第二个案例，奥斯曼帝国崛起后，地缘政治冲突，伊斯坦布尔被占，东罗马帝国灭亡。经过地中海的东西方贸易通道断了，冒险家、航海家、技术专家、科学家往西移，去求助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发出通过非洲南端好望角通往印度的新航线，更直接往西航行，绕地球一周，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所以重大的地缘冲突不完全是坏事，它会发现新市场、新客户、新技术，铸造一个新局面。

更新的例子：美国是1890年崛起的，它为什么能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因为欧洲地缘政治冲突后，大量黄金被带到美洲避险，大量人才去了美洲。今天美国的科学发达不是它本土的效果，而是因为大量的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都从欧洲跑去了美国。

二战以后苏美争霸也是一场重大的地缘冲突，结果发展最好的既不是苏联也不是美国，而是东亚，因为双方都要争取这块地方，所以它反而发展得非常快。

现在是全球的布局正在风云激荡，微观上很多企业在找出路，在全世界找落脚的地方。这种微观现象背后，可能蕴含着世界历史主轴、资源配置的重大变化。浙商要对这种变化高度敏感。

2、企业可以无远弗届

企业搞经济，比家庭、国家有更大的弹性。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学家蒋一苇有本著作，是《企业本位论》，这一理论提出，企业是经济组织，它和人类历史上搞经济的家庭和国家这两个组织都不同。家庭和国家都有局限性，最大的就是受限于地域。但企业不同，它是契约组织，只要和另外的经济主体有合作的利益、签订了契约，就可以到任何地方去。

浙商在全球布局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介绍几个我直接访问过的。

宁波申洲国际马建荣董事长，我去访问时，问他为什么把厂设到越南去？他说一开始也不理解，2010年左右，因为他们为国际上很多服装大公司做生产，大客户强烈要求他们在中国以外设厂，他们就在越南设了一个厂。到全球疫情时，加上美国加征关税，他发现布局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只集中在一个地区，就很可能发生风险。

另一位浙商张毓强，我访问了他们在埃及的公司。为什么要在埃及这么远的地方投资9亿美元设立公司？因为他大量的好客户在欧洲，而工厂与欧洲只隔了地中海。工厂就在苏伊士运河工业区，进入苏伊士运河，7天内可以到欧洲任何国家，关税、运费都降低，也更靠近客户。他们还在土耳其设厂，生产玻璃纤维用于制造风机，因为客户不光要验产品，还要验厂，看生产过程。把厂设到靠近欧洲的地方，客户验厂方便，他们配套和售后服务也方便。

传音董事长竺兆江更有意思，国内几乎听不见他的声音。他曾经做过波导手机公司副总裁，2005年到欧洲去看市场，认为非洲有希望，但公司董事会不同意，他就辞职出来创办传音，专门开发非洲市场。他在非洲开发市场的过程，我到非洲去看，非常受教育。他要契合当地客户的要求，非洲很多国家还没有电，怎么卖手机？他就用太阳能光伏板武装经销商，所以非洲很多地方，人们在哪买手机就到哪里用太阳能板充电，最后在54个非洲国家站稳脚跟，成为非洲手机大王。这个故事表明，在我们这个时代，企业可以无远弗届，只要找到好客户，就可以走出去，把产能带出去，推进当地工业化，把当地农民转成工人，当地的购买力就能提升，市场就变厚了，否则我们永远找不到全球贸易的增量。

3、“内卷”是因为企业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客户身上

这两年国内很卷，很多企业“走出去”，又开始卷到国外。我最近又去了一趟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那边的地价、人工价格都上涨了，摆开一副要“卷”的架势。

为什么这么“卷”？因为企业把过多注意力放在竞争对手身上，而没有放在客户身上。市场竞争是有对手的，同行都是对手。但市场竞争争什么？是争客户，争客户的好感，你有而对手没有的东西，会令客户更有好感，这样的客户开发永远没有止境。

举个例子，宜家家居是瑞典的乡镇企业，发源地在斯德哥尔摩南部60公里的一个贫困山村，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的爷爷在村里开小卖店，英格瓦5岁时就去帮忙。他很有商业头脑，因为村民太穷，连一盒火柴都买不起，他想出一点子，一根一根卖火柴。他成年以后，爸爸给他注册了公司，第一个商业项目就是利用周围山上没人要的木材，请人画图样，发给村民做家具。做完后他把家具收起来卖，先帮村民挣钱，他再挣村民的钱，这就是宜家的商业模式。在他们的博物馆里，创始人的照片是由无数普通人的照片组成的，象征着公司的志向是为全球普通人家改善生活，没有国界洲界。因为重视客户，所以它虽然看起来没有技术壁垒，但能做到覆盖全球几大洲。

还有一家公司，阿斯麦光刻机。它的产品是售价1亿-3亿美元的光刻机，用于制造芯片。它有极高的科技含量，但它的成功，是“客户第一”战略的胜利。阿斯麦团队开始做光刻机时只是飞利浦科研中心的一个试验项目，研发光刻机里一些关键技术，但从来没做过光刻机。后来飞利浦走了下坡路撑不下去，让它自己找股东。它找到一名优秀的CEO、企业家。这位CEO要带着团队做光刻机，但看起来根本没有前景，因为美国、日本的光刻机已经遥遥领先，他怎么打这个仗？

这位CEO说，我们如果要上奥运会，就冲着第一名去；我们光刻机是为造芯片的工厂造的，全世界谁芯片造得最好，我们就冲着它去，了解它对现有光刻机有什么不满意，我们就瞄准痛点来研发。最后他们就冲着生产了全世界约一半芯片的IBM而去，把市面上光刻机的短板补上，把产品送给IBM使用，最终成为今天光刻机领域的领先者。所以他们是先有最好的客户，再去研究客户痛点，研发技术解决痛点，最后拿下客户。

这个故事给中国企业启发。我从旁观察，看到中国企业花在客户身上的注意力不够，而花在对手身上的注意力太多，造成同质化竞争。

4、要从“看到了造”到“想到了造”

我国是后发国家，很多产品都是“看”到的，发达国家已经把产品造出来满街跑了，包括飞机、汽车、火车、轮船、互联网、手机、电动车。我们看到后，凭借低成本和拼命努力，把它攻克了，这很了不起。但是几十年的增长过后，一定要有改变，因为所有人都“看到了造”，一定是很卷的，永远被动。

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看到了造”的产品是从哪来的？

我在美国中部访问过一家公司，他帮助盲人解决视力问题。他是一家由脑科学家主导的公司，脑科学家认为人不是靠眼睛看世界，成像区在大脑，很多盲人只是（成像传输的）通道坏了，大脑没坏，只要另外找通道把图像传进大脑，就可以看见世界。这个想法和眼科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按照这个思路开发出一款产品，有两个摄像头，通过舌下系统传输进大脑成像。这个产品在北京盲人学校做过测试，盲人可以看见颜色，可以投篮球。

这件事带来启发——所有产品最早是一个想法，尤其在近代科学革命以来，这个想法是“从原理出发”。自然界有因果联系，科学家发现这些联系后，技术专家把它变成有用的技术，企业家把技术组合成满足客户要求的产品。

我们要在源头上竞争，一定要从“看到了造”升级到“想到了造”。要有idea，而这个idea，只要有人群就会有想法，只要有人群，就可以选出优秀的人，在开放中创新。

吉利在瑞典哥德堡设立研发中心，因为它发现哥德堡有两所很好的欧洲大学，有很多优秀的研究项目和人才，因为瑞典是颁发诺贝尔奖的地方，它是全球科研网络中非常重要的节点。李书福和瑞典政府、瑞典皇家基金共同投了一个创新型研发中心，集聚了东西方各国人才。今天中国很多著名的公司都把研发机构设在全球，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共同氛围里长大的人才，有时候碰撞不够，因为大家很相似。

浙商一定要有不同的人碰撞出新的想法，有一个体系把想法变成技术，把技术结合成产品。所有这些活动冲着好的客户去，不断找更好的客户，用这个经验把企业做成世界级的强大企业，来带动经济转型，以适应这个时代。